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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面对面 “反电影者”雎安奇:在悖论中捍卫直觉

yabovip777com | 9月 4th-2022 | No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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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雎安奇自称“反电影者”,入行20年,他总是在挑战既定的电影语言和形式。作为中国实验电影的先行者,他的作品在40多个国际影展中受到关注。

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雎安奇的长片新作《海面上漂过的奖杯》收获了三项荣誉,包括费穆荣誉的最佳男演员、特别表扬以及青年评审荣誉。

“这部电影是存在主义的,是虚无的。你拿到了这个奖杯又能怎么样呢?它最后在茫茫大海上漂过,很快也就失去了。”在介绍《海面上漂过的奖杯》(以下简称“《奖杯》”)时,雎安奇说。

《奖杯》讲述了一个失败者的故事。王学兵扮演的安鹏远是一个失意的中年演员,也是钓鱼爱好者,当他的人生终于“拨云见日”,得到了一个钓鱼比赛的奖杯时,他却发现妻子已经和别人在一起。冲突之中,他成了杀人嫌犯,不得已走上逃亡之路。而他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早已不复往日。

雎安奇1975年在新疆出生,19岁离开家乡,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导演系,1999年拍摄的第一部短片就入围了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单元,但此后命运跌宕,他的作品因审查和资方问题而屡遭挫折。“我的所有电影都源自我的困境。”他在之前的采访里说。这些困境有时来自物质,有时来自精神。作为困境的出口,雎安奇的电影里总是带着荒诞、孤独甚至悲剧性的成分,却又从未困守在个体的格局之中,而是带着自成一格的电影语言,执拗地与社会和世界相连。

“在困境中,我不能说不做了,而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去捍卫自己的直觉。”接受Noblesse采访时,他说。

雎安奇拍摄的第一部短片《北京的风很大》海报,此片入围了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

1999年,正准备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雎安奇用过期八年的胶片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短片《北京的风很大》,向循规蹈矩的电影语言发起挑战。带着16毫米摄影机和废旧电视机天线改 造而成的麦克风,他和摄影搭档出没在北京社会生活的各个空间——马路、车站、商场、医院、学校、居民楼、婚礼现场,他们甚至把话筒递给公厕里的陌生人,不合时宜又不厌其烦地向所有人问道:“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路人们瞬间流露的迷惑、防备或脱口而出的回答,显影了千禧之交的时代表情,却又突破了纪录片的既定规则。更难得的是,他们为此拍摄的每一格胶片,都无一例外地保留在成片中。

在《北京的风很大》里,“风”是一位从未登场的演员。而《奖杯》主角安鹏远的“演员”身份,又和雎安奇的另一个拍摄计划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在这个以“演员”为核心的系列中,雎安奇邀请他最尊敬的导演推荐各自的“御用”演员,以短片的形式探讨演员的身份、导演对他们的影响,以及演员在当地的社会故事,同时也向这些导演致敬。

在这个没有任何赞助的计划里,雎安奇凭一己之力取得了这些导演的支持,并已完成系列中的第一部作品《阿莫多瓦的演员》。今年,他在瑞士巴塞尔开始了第二部的拍摄,曾经出演《阿尔卑斯的激情》(Alpine Fire,由瑞士导演弗兰迪-M.米偌1985年执导)的Johanna Lier将担纲主演。他的这份导演名单上还有北野武和吉姆·贾木许,整个系列预计将由10部短片组成。

雎安奇自称“不务正业的人”。他出过诗集,玩过乐队,也画画,甚至在期货公司当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员。他带着电脑跑去新疆阿克苏的棉花产地,研究棉花的长势,掐着表计算每天需要多少辆车来运输。对他来说,这些观察在宏观和微观之间不断切换,催促着独立思考和理解的生成,也为他的电影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当一个创作者总是注视着他的同类,他是不可能开放的。”他曾经这样说。

雎安奇的两部作品《诗人出差了》和《钻的人》,分别完成于2015年和2016年。

今年6月底,雎安奇的新片《海面上漂过的奖杯》在上海发布了6分钟预告片,他的下一部商业喜剧《我老婆的牙》也同时宣布启动。在《奖杯》的发布会前,Noblesse和雎安奇聊了聊他的创作之路,以及执着于“失败者”的种种来由。

N:你有一个“演员”系列的拍摄计划,拍摄对象都是著名导演的演员,这次的新片《奖杯》的主角在故事中也是演员,“演员”这个身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雎安奇:“演员”是我的一个短片系列,我请我最爱的大导演给我推荐他们的演员。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已经完成了,叫《阿莫多瓦的演员》。阿莫多瓦推荐了他的演员扬·可耐特(Jan Cornet) 出演,他在2016年获得了戈雅奖(Goya Awards)的影帝。这个系列的每个短片都发生在那些导演所在的国家,拍摄对象都是导演的“御用”演员。我想探讨的是演员和导演的关系,也希望通过他们来重新演绎和当地社会背景有关的故事。

比如在《阿莫多瓦的演员》里,这位演员回到了故乡巴塞罗那,遇到加泰罗尼亚的独立。他在房间里看着的场面,思考自己的身份。刚开始和他联系的时候,他问我 :“我是在演自己么?”我说:“不是,你就是在扮演一个演员。”这里面就存在着双重身份。他演完以后就像是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自己。演一个演员,对他来说有启发。

雎安奇:“奖杯”其实是一个成功学的符号,每个人都需要一座奖杯来证明自己,给自己信心,得到别人的承认。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这个时代给每个人带来焦虑和困惑的一个原点。

这个片子讲的是一个失败的职业演员的故事。演员可以算是处在名利场的中心,但他又是一个失败者,这中间的落差比普通人更大。作为演员,他又有自己的爱好,是钓鱼。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非常快的时代,却一个人坐在那儿钓鱼,其实也是非常荒诞的。钓鱼是失败者对自我的救赎,他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鱼竿。每个人既是“钓者”又是“被钓者”,这里面有一种不能控制的东西。他连钓鱼的奖杯都拿不到,这样彻底的失败,也是某种“结果论”。

N:《奖杯》最开始的创作冲动是什么?你是被某个故事触动了吗?还是因为奖杯的概念、失败和成功之间的关系,或者别的什么?

雎安奇:这些确实都有。在故事开始的动机上,其实对整个时代、对自己都是一种思考。奖杯代表着一个符号,在追逐奖杯或是成功的过程中充满着希望或绝望,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除了这个动机,这部影片也在描述复杂的爱情,爱情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动荡。爱并不是全部,爱是局部的,这也是我的思考。

雎安奇: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从宏观上说,人生是悲哀的,最后终有一死。在这个有限的生涯里,每个人都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让人注目,这里面就产生了一种悖论。当你真正去“奋斗”的时候,其实又带来了很多消耗。我想《奖杯》就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不管是在名利场,还是在自己的爱好中,该怎么去平衡你和成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生都是失败的。

雎安奇:对。我的影片一直以来都会追求在形式和电影语言上有所建树。刚开始,演员有时候确实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这其实不影响他们对这些片段的理解。拍摄进展到一半的时候,演员基本上把这些东西给串起来了。它确实是一个导演主控的“作者电影”,但我想演员在这种工作过程中,也得到了新的感受。

N:总的来说,你的电影创作过程痛苦吗?你会不停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去完成这件事吗?

雎安奇:我觉得从我拍电影开始,每次都是在极端的环境下做的,没有一个电影是按部就班地做完的。它的工序确实有它的复杂性。比如《奖杯》这部电影,我不希望它是在夏天的大海发生的,而是在冬天,一个不适宜去大海的季节。冬天的秦皇岛几乎是一座空城,没有人去海边。对演员最大的考验就是,他们要一次次地进到海中,确实很痛苦。但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拍摄,很多东西反而越发地自然了,演员也能更快地进入情境。当主角拎着钓鱼包来到海岛上,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就已经存在了。

雎安奇:《奖杯》剧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我一直在用的班底,他们理解我的创作方法。对工业电影来说,演员的档期、所有剧组成员的时间都很有限,每部电影的拍摄都是非常艰难的。现在中国电影完全进入了工业化的时代,电影业的所有标准都提高了。我确实要顶着很大的压力,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它做完,在完成它的同时,还要有自由的发挥。还好整个剧组的配合都没有问题。

N:这次发布的项目还有商业喜剧片《我老婆的牙》,是什么让你想尝试这种类型片?

雎安奇:我希望通过影像表达我自己的一些观点,也不会排斥电影的娱乐性。我受过职业的电影教育,也迷恋片场,但我也是一个“反电影者”,希望建立一些新的可能。它们都是我创作的一部分。《我老婆的牙》是一个更加类型化的电影,但一定还是雎安奇风格的电影。喜剧片和西部片都是我未来想努力的方向。

雎安奇:今天的电影业有很多机会,创作的媒介也简化了很多,甚至拿手机都能拍电影,所以年轻一代更应该去做出有各种可能性的电影。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是一样的,你既不能被前人所累,也不能完全关在自己的世界里。关键是一种开放性,我希望现在的电影发生这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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